香港已经别无选择，要么与病毒共存，要么特区政府必须真正政治化

香港从2月上旬开始的第五波新冠疫情反弹，在最近几天局势有了明显的升级，16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可能突破4000啊，如果在算上香港医疗界可能别有用心的设置“初步确诊”概念，也就是内地检测队检测的数字，整体数字已经达到7000级别。毫无疑问，这些数字都持续刷新着香港抗疫两年多来的单日新增之最，并且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上扬。

香港第五波疫情是多源头的。第一个源头是去年年底两个国泰空少从国外回港后，没有遵守防疫规定违规出门聚餐，由此引起“望月楼群组”；第二个是铜锣湾渣甸街一宠物店分两批从荷兰进口的仓鼠携带有德尔塔变种；第三个源头，是一从迪拜到香港的巴基斯坦妇女，在酒店隔离21天后，1月10日进入社区，然后就变阳性了（可能是隔离酒店感染），短短4日传染了葵涌邨逸葵楼9个人。可以说，这第五波的源头应该是清晰的，总共三个源头两个变种。

然而，香港的防疫远不比内地严格，在快速爆发后，不仅葵涌邨逸葵楼附近有人不配合流行病学调查，导致疫情在高密度地点快速外溢，同时，连扑杀2000只仓鼠的行动都有一堆动物保护组织在进行干扰。一直在喊的全民检测，也因为各种原因各种阻拦而迟迟无法推进，特区政府根本没有办法下定决心。

毫无疑问的是，香港在2019年的黑暴危机后，哪怕《国安法》已经落地，依然有一大批人没有真正被规训，香港的一部分人对于西方的迷信和对特区政府与内地的敌视仍然在持续。他们盲目的敌视特区政府和内地，十分相信西方的各种说辞，精神英国人底色没变。加上防疫也进入了第三年，香港社会倍感疲敝，因此这部分人的配合度严重不足，与病毒共存论颇为盛行。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特区政府如果想要执行更强有力的措施，就会遭到那一批人的阻击，可以想象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专业建议、立法会冗长的讨论、个人拒不配合、群体示威等等情况。这些手段只要有人用，特区政府作出反应的时间就会延长，而病毒传播是不会等人的，新增病例很快就会完全超过流调能力和隔离范围。多拖一天，清零需要的时间可能就会延长一周。

而内地的经验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少数病例就要在一定范围内检测并精确隔离，而病例如果查不到源头或者有多点爆发的情况，就需要更大范围检测和对更大范围进行隔离和禁足。在新增病例较多的情况下，就会封城。这样，一般而言小范围疫情可以在2-3周安全清零，较大范围则需要4-6周。2020年武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动员全国资源花费了78天，2021年西安则花费了32天。

快速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快速动员体系，政府可以快速决策并采取行动，居民大范围配合，资源快速动用。其中，政府的作用是协调统筹复杂的防控任务，包括对医疗系统分级诊疗、人员调配、物资调配等等，需要依靠的其实是充足的人手和有效的信息和扁平高效的协调。武汉当时是缺乏准备并且无经验可循，而西安疫情之初出现大量混乱，主要是在协调上出现了问题。而穿插在政府可以快速运转这一现象其中的，则是严格的党的组织纪律。

香港特区政府则无法达到这样的效率，因为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党的组织化水平。香港特区政府尽管是效忠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下级政府，但组织结构上事实上遗存了大量的殖民地特征，这种特色就在于英国式的技术官僚主义和政治上的中立。作为殖民地的香港，英国人自然不愿意让香港本土有高度政治化的政党组织，政治事务是英国人负责的，这导致了香港本地人缺乏基本的政治意识。尽管他们不乏专业主义，但特区政府整体上依然缺乏足够的政治站位，不敢也不能强硬地去做一些事情，也忽视技术中立背后的政治考虑。

香港会在2019年爆发黑暴骚乱，除了美国试图利用香港特区给中国制造麻烦之外，香港特区政府的中立恰恰导致了他们无法有效识别任何一方的立场，不清楚他们应该在哪个立场上施政。因此特区政府没有抑制资本反而被资本绑架，没有意识到西方的政治战而保持高度的开放和纵容。2019年香港政府的政治化进程才真正开始，最先政治化的恰恰是坚持对抗“黑暴”的香港警队，他们在对抗中分清了“敌我”，这恰恰是政治的核心问题。

而在面对疫情时，香港特区政府如果维持着技术中立的专业化方向，那么他们就只有“与病毒共存”这一条路可走，因为他们无法明确哪些意见是应该反对的而哪些应该顶着阻力完成，在磨蹭之中必然不得不彻底断送清零的可能性，只能与病毒共存。如果一方面追求与内地“清关”，另一方面还要给动物保护组织赔不是，如果一方面要供给住房，另一方面又不敢触动“四大家族”的土地，那么香港特区政府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

要么，就是香港特区政府进一步政治化，明确“敌我”概念，明确哪些意见该听哪些意见不该听，之后再顶住压力并采取香港历史上没有过的强硬措施强力推进清零政策。现在香港特区政府基本是建制派控制，这种可能性有无也要看建制派的魄力了。

整体来看，可能第一种选项会更可能。但目前香港医院已经难以承受，大量病例不得不在户外就诊。而目前香港疫情已经很明显地主要施加在穷人较多的地区，富人区病例很少。可以说，疫情的成本依然是由终日奔忙的穷人承受，这点再度表现出了自由市场的残酷面貌。香港特区政府要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政治站位必须要有。